《经济日报》5月8日刊发长篇通讯“走基层区域协调看陕西之一”《三秦一盘棋  今朝势已成》，全面报道了我省各地近年来实施科学发展、富民强省的深度探索，现以全文转载。

    从秦巴山水间的陕南，到“八百里秦川”的关中，再到黄土高原上的延安、毛乌素沙漠边缘的榆林，一个南北风貌迥异、发展水平不同、资源禀赋各异的陕西映入我们眼帘，一个满怀憧憬、充满激情、渴望赶超的陕西展现在我们面前。4月中下旬，本报调研组两支小分队走山区，穿隧道，进厂矿，入企业，访农家，探园区，叙民生，在一周时间内奔走逾3000公里，且问且记，且行且思。

    地区生产总值连续10年两位数增长，支柱产业规模不断壮大，区域经济特色愈加突出，自主创新能力明显提升，民生改善力度空前加大……在我国的经济社会版图中，陕西企业的影响力在增强，陕西人的自信心在提升。

    但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？区域之间、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如何协调？政府的职能定位与市场的基础作用如何协调……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，陕西遇到的这些难题，也是当前许多省份特别是中西部省份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。在思想观念上求创新，在体制机制上求转变，在资源统筹上求突破，陕西的实践提供了关于如何实现协调发展的新经验。

 区域统筹——错位发展求特色

    从南向北驱车行驶，你一定惊讶于陕西省内各区域在自然风貌、资源禀赋、产业结构上的巨大差异。从地区生产总值看，2011年关中地区实现总产值7723.3亿元，陕北为3405.6亿元，陕南为1417.52亿元。即便在三大区域内部，发展不均衡现象同样突出，同属关中地区，铜川市经济总量仅占宝鸡市的五分之一、占西安市的十七分之一；同属延安市，黄龙县经济总量仅占子长县的十分之一、占志丹县的二十分之一。如何缩小区域差距，成为陕西实现协调发展的难点所在。

    “十一五”期间，陕西提出“关中率先发展、陕北跨越发展、陕南突破发展”。而在“十二五”规划中，这一思路被调整为“关中创新发展、陕北持续发展、陕南循环发展”。

   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总工程师樊维斌说，“三个关键词的调整，反映出新的发展理念，说明陕西已摆脱单纯求快求富的心理。不是为了发展胡子眉毛一把抓，而是在以往成绩的基础上，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，顺势而上、借势布局。”

    因地制宜、准确定位、发挥特色，是陕西在整体区域规划中希望实现的首要目标。关中素以科技资源雄厚和装备制造业发达闻名全国，因此，发挥科研机构、高新技术、装备制造、现代服务产业等高度聚集的优势，实现创新发展，将是水到渠成；陕北能源丰富但生态脆弱，提高资源利用率，延长产业链，提升附加值，发展才能可持续；既无科技实力又无能源矿产的陕南，还要肩负作为南水北调水源地的生态保护重任，唯有大力发展循环经济，才能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取得平衡。这三大区域的不同特点，为实现错位发展提供了机遇。

    但错位发展如何从理念落到实处？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，无论是机关干部还是企业经营者，都会提到“一市一策”、“一县一业”。

    “在陕南，依托汉中平原、月河川道、商丹谷地三大核心聚集区，构建十大循环产业链条；在关中，支持西安打造现代化国际大都市、宝鸡成为关天经济区副中心城市、铜川由初期资源型城市向综合性产业模式转型；在陕北，支持延安率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，支持榆林可持续发展。”樊维斌说，通过“一市一策、分类指导”，各地制订出差异化区域政策，使政策的针对性大大增强。

    尾矿处理一直是商洛市头疼的大问题。堆积在商洛的109座尾矿库占陕西全省的37.7%，占全国近1%。4000多万吨的尾矿堆积，不仅占用大量土地，污染环境，还存有不小的安全隐患。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引入，实现了变废为宝、变危为机。在陕西锌业有限公司商洛炼锌厂，人们看不到黑烟滚滚，闻不到刺鼻气味，也没有废水排放。原来“三废”被循环经济产业链“内部消化”了。此家炼锌厂炼锌产能居全国第9位，实现了节水、减排的目标，生产出包括硫酸、银精矿、精铟、白银、黄金等17种副产品，实现产业链纵向延伸、横向拓展、内部循环。“由于市场需求低迷，现在我们的主营产品锌只能保本，但副产品给我们贡献了四分之一的产值。”企业副总经理陈超说。

    区域经济发展终究离不开市场对资源要素的配置。规划过细会否导致政府干预过多，阻碍市场的形成与发育？对此，陕西的答案有二：一是规划必须贴近实际，要反复调研、广泛征求意见，建立在当地强大的内生动力基础之上；其二是规划的目的是引导当地根据实际形成特色产业，避免各区域低水平重复建设。

    富有成效的规划，激活了三大板块的活力，陕西经济的面貌为之一变：关中一枝独秀的局面悄然生变，增长的科技含量明显提高；陕南和陕北在全省的比重不断上升。三大区域互为依存、竞相发展，为陕西经济实现全面、均衡、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 资源统筹——从“两张皮”到一体化的探索

    在西安科技大市场服务大厅，记者通过触屏显示器进入西安科技资源信息网，资源、交易、服务、共享等导航板块清晰罗列；数百条技术交易项目实时滚动，直观呈现着科技资源聚集衔接的动态效果。

    在大市场中，数百家中介机构围绕科技成果的转化交易，提供包括信息发布、设备共享、知识产权代理、企业融资等在内的各类服务。

    这个“只交易看不见产品”的新生事物，是陕西统筹科技资源的创新举措之一。作为拥有100多所高校、1000多所科研机构、100多万科技人员的科技大省，由于各类科技资源分属不同部门和单位，导致科技资源和经济发展长期脱节，科技对经济的驱动力远远没有迸发出来，被外界称之为“陕西现象”。

    “陕西在皮革、陶瓷行业的研发能力在全国名列前茅，但我们盖房用的瓷砖没有陕西产的，秦川牛的牛皮都被沿海省份买去搞深加工。”说起“陕西现象”，陕西省委科技工委副书记张书玲面露遗憾。他说，“要破解‘陕西现象’，”，将科技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，就必须统筹科技资源改革，使分散分离分割的资源汇聚在一起，形成合力。”

    但要统筹这些计划特点突出的布局性科技资源绝非易事，协调各方的理念更非朝夕之功。不破不立，陕西的求解之路，是从体制机制改革入手，捅破中央科研单位与陕西地方政府之间的“两张皮”，捅破科研活动与经济建设之间的“两张皮”，捅破国有大中型企业与市场机制之间的“两张皮”，把“拥有资源”变为“利用资源”。

    法规政策的建立和完善成为统筹科技资源的“开路先锋”：2009年6月，国务院批准《关中—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》，明确把统筹科技资源改革作为推进关中—天水经济区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；2011年4月，陕西省出台了《关于加快关中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率先构建创新型区域的决定》；陕西省各部门出台配套政策近30项。这些政策有力地调动了部门和企业参与科技资源统筹改革的积极性，初步形成了多层次、多维度的科技法规政策体系框架。

   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。为了引导企业加强技术创新，陕西省将科技经费的60%用于支持企业科技创新。各地市也根据产业发展需要，设立鼓励开发和创新的专项资金。2010年起，宝鸡市拿出3000万元作为创新专项资金。2011年，又设立了5000万元的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。

    同时，根据企业规模、科研实力不同，在研发机制上进行引导支持，成果同样富有成效：如由企业出题、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、吸引各方面力量解决企业技术难题的“延长模式”，为大企业技术创新开创了模板；对于科技力量薄弱的中小企业，将高校院所的工程技术人员聘为首席工程师，送到企业身边进行挂职，建立一对一长期稳定的技术依托关系；在工业重镇宝鸡，科技资源多集中在国有大中型企业、军工企业，统筹这些科技资源的重点就需要在一“纵”、一“横”上下功夫：纵向上完善和延伸产业链，围绕钛产业、石油装备等优势产业，依托龙头企业的创新优势，提高中小企业配套能力；横向上推进跨领域合作，对涉及行业共性关键技术，集中力量研发。

    让科技成果就地转化，是统筹科技资源的务实之举。工业技术研究院模式应运而生，此种由政府、高校、企业、科研院所共同发起组建、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管理的科研组织形式，在帮助企业攻克大量技术难题的同时，还孵化了一大批中小科技企业，显示出旺盛的市场活力。来自于成功实践的“大荔模式”，则在农技推广中颇受欢迎：通过市场化运作，把“农业科技专家大院”、“科技特派员”和“星火科技12396信息服务热线”等资源整合为一体，实现了政府、企业、专家和农户四方共赢。

    机制和体制的创新并无止境。陕西提出，统筹科技资源，根本上是让固化的资源动起来、分散的资源聚起来、沉淀的资源活起来，只要能经得起实践检验，任何创新模式值得鼓励。当前，陕西的科技资源统筹已经结出硕果：2011年，陕西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突破5000亿元，科技进步对全省经济社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%，科技的引领支撑作用日益凸显。

 城乡统筹——民生改善见成效

　　到陕南采访，穿越秦岭隧道成为记者眼中的一大奇观。这些长达数十公里的隧道，既是陕西交通事业建设的成果，也是当地民生改善的体现，因为陕南的百姓认为，陕南最大的民生首先就是交通。

    “以前过秦岭，堵上四五天都是常事。现在从西安到商洛只需1个多小时。”老司机惠师傅说，高速公路通了，陕南的旅游也就火了，青山绿水从此成了百姓致富的金饭碗。

　　在商洛市，旅游业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不足1%，已提高到近8%。山阳县漫川关镇小河口村，依着金钱河，村里17家“农家乐”去年接待了1万多名游客，旅游业成为当地村民致富的新门路。

    革命老区陕北，近年来部分县区因能源开发实现快速发展，但城乡差距、人均收入差距拉大，特别是“富财政、穷百姓”的格局开始显现。如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、切实提高老区人民的生活水平？在财政钱包鼓起来之后，城乡统筹是否应有更大的投入和更高的目标？从延安的“七个率先”、从神木县的全民免费医疗和12年免费教育、从府谷的大病医疗救助模式，我们看到，统筹城乡既要切切实实加大投入，更要追求长效机制。

    实现城乡统筹，让农民富起来是前提。这个“富起来”，并非通过搬迁或者补偿得来的“一次性”富起来，而是要找到增收致富的门路，让农民“可持续”地富起来。在陕西采访，听到最多的说法是“富民强省”、“富民强市”、“富民强县”，无论哪一级政府，都把富民放在首位。“产业富民”成为各县市的共同选择。2011年，以苹果产业为主导的洛川县，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003元，高出全省平均水平3000元。位于洛川南部塬区的石头镇吴家庄村，是当地著名的苹果专业村，人均年收入达到了15000元，94户人家有93户买了私家小轿车专业村，人均年收入达到了15000元，94户人家有93户买了私家小轿车。

    城乡统筹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构建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。其中，确保财政投入是硬道理。在陕西，这项要求被确定为一项硬指标，即新增财力的80%要用于民生。延安市政府常务副市长薛占海介绍说，“正是有了财政投入保证，延安才率先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、学生蛋奶工程、农村合作医疗、城镇居民医保、农村养老保险、城乡居民养老一体化、城乡居民医保一体化。”

    2011年，陕西省提前一年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；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提高到200元，住院费报销比例达到70%，药价平均下降46.14%；开发公益性岗位2.6万个，组织就业创业培训18.4万人次，48.32万名农村义务教育寄宿生拿到了生活补助……

    搞好民生事业，同样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创新。如何统筹各方资源，建立有效的大病医疗救助模式，是医改的难点和重点。府谷县创立的“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市场机制运作”的大病救助基金会模式，以较小的财政资金，撬动大块社会资金参与民生事业，并通过金融运作，形成了可持续的滚动发展。该基金会管理的基金，由当地民营企业捐资1.46亿元、县财政注资0.3亿元组成，基金会经县国有资产评审委员会评审和信用担保后，优先将资金借给捐款企业使用，并按照资金总额的10%收取年使用费。2010年，基金收益1760万元，基金会将这部分资金作为救助资金使用，全年共救助城乡居民大病患者434人。

　　站在“十二五”承前启后的重要之年，清晰的思路、良好的发展势头和巨大的潜力，让陕西人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。但也要清醒地看到，陕西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刚刚破题，城乡统筹任重道远，观念的转变任务艰巨，如何灵活运用“有形”和“无形”之手的作用仍需探索。特别是如何调整工业结构过“重”的问形”和“无形”之手的作用仍需探索。特别是如何调整工业结构过“重”的问题，以及利用优势资源加大扶持发展文化产业、旅游产业，培育和发展现代服务业等，应该成为陕西未来经济结构调整更加关注的方向。